近日，实现粤港澳三地“半小时”生活圈的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国家发改委已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编制工作，9月规划成果上报中央。7月1日，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致力于将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科技创新中心。如同“一带一路”，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一样，粤港澳大湾区已从区域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
产生于沿海但又凹入内陆的湾区（Bay Area），因共享水体且具有较长海岸线，“拥海抱湾”的自然生态、低成本运输而更适合人类居住，更利于形成资源运输节点型城市、港口城市。同时，因人才需求和大量迁入，湾区高教密集并发展港口和临港工业，产生城市群的“向心力”大于其他区域。目前，全球60%的GDP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腹地，75%的大城市和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旧金山和纽约大湾区所在的美国和东京湾所在的日本，港口及湾区都市仅占国土面积1%-5%，但创造国家30%-50%的产出。
但人口产业集聚造成环境和水体污染、“城市病”横行，20世纪60年代前后，湾区传统工业转到腹地。面向国际市场，湾区发展临港贸易和现代工业，催生金融、信息、法律和设计等新业态发展，推动湾区由一国或世界制造业中心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创新、要素中心等转变。因此，湾区城市群不仅是经济“增长极”，也是创新“桥头堡”。经济周期下滑，湾区城市群以其“稳定器”地位，高教原创研究叠加企业创新形成的活力和辐射力，带动经济走出困境。近期，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复苏迹象，与旧金山湾区在智能通讯、信息技术上的突破和引领关系很大。
有创新思想，意味着需要有坚持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高校；思想自由激荡，意味着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成果要转化，需要高校与企业融合互动。从全球看，这一切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而不是国家范围内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政策扶持。比如东京湾仅占全国4%的面积，但集中了全国25%的人口、40%的产出。除集中外，各种要素还要高频互动，这就是刚刚出炉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所强调的“创新集群”。
该报告指出，城市或区域层面的创新集群，往往是国家整体创新绩效的驱动力，而不是国家政策、法律及制度、国家对创新的投入等。同时，该报告从制度、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人力资本、创意产出、知识产出等纬度评价创新集群的竞争力。在这个排行榜中，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的深圳-香港地区，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这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入列者，仅低于“东京-横滨”，但高于排名第三的“圣荷西-旧金山”（即“硅谷”）。
这说明，在基础要素、创新实力和成果上，以深圳和香港为龙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以0.6%的国土面积、4.9%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3%（包含港澳）的经济总量，湾区内全球Top100高校、科技研发、先进制造企业云集，可谓创新要素集中。但是，从空间投射图看密度，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产业呈现“点状散布”，“局部过密”与“整体过疏”并存，这与东京湾和硅谷“片状密布”不同。
表面看，这是分工的结果，但本质上却是要素自由流动、交互和融合不够，即所谓“有集中无集群”，背后是政策制度、社会网络、劳动力市场、专业服务水平等基础制度之间存在差异。目前，三地间通关、税制、货币、公司注册等治理模式差异很大，员工在就业、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的待遇不同，从而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无法畅通。
单看香港、深圳、广州及珠三角等湾区内城市，竞争优势突出。如香港是全球金融航运中心，两所高校均入世界100强；深圳有媲美发达国家的创新；广州是先进制造业和国际交通枢纽，高教资源同样厚实。广州、东莞、佛山有先进制造业，粤港澳三地产业融合和互动合作有天然基础。而且，改革开放近40年来，依托广府文化，“前店后厂”的分工，三地间初步形成以港澳为国际窗口，广深为研发中心，“广佛肇”、“深莞惠”为制造业的城市带和大湾区雏形。
三地有交融的天然基础，有建设大湾区的先天禀赋，有自由港、自贸区和特区等体制叠加优势，有CEPA、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深莞惠一体化等区域合作基础，但这些并未转化为融合和互动，微观层面要素流动和市场主体互动，税制、社保、身份、财务制度等限制或人为阻碍比比皆是，造成单打独斗和共输结局，这是最大要害。因此，亟待打破体制机制对互动融合的阻碍。7月1日发布的框架协议，提出了互联互通、市场一体化、合作平台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国际合作新优势、体制机制上重点突破等六大战略，都在于促进要素的互动融合。
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预计在中央层面，将会成立大湾区工作领导小组，在更高的层级上协调和推进。笔者认为，粤港澳三地要继承上世纪80年代“前店后厂”的共赢理念，弘扬敢为人先的“广府文化”，以纾困与共赢为导向，破除陈旧制度（如通关）、革新不合时宜的制度（如公司注册、财务制度、税收、社保）、引进和学习先进的制度（资金进出和结算）。只有这样，粤港澳大湾区才能真正地从“创新集中”，走向“创新集群”，成为经济“增长极”和创新“桥头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