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动机
2017年7月6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民警接到孙某报警称,在闵行区某超市地下停车场,其妻子张女士带着两岁的孩子在自家私家轿车内遭一名蒙面男子持刀威胁,被抢走5000余元现金；6月7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万象城停车场,一名女司机遭遇一男子持刀抢劫,该男子次日又去停车场时,被商场保安抓获……
近年来,大型写字楼、商场超市及居民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内不时发生安全事件。此类安全事件缘何时有发生?如何预防?《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在曾经以为安全的地方遭遇“不测”,这是在重庆工作的单身女性邱枫对自己半年前一次经历的概括。
一天晚上,邱枫驾车回到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的居住地。在小区地下停车场停好车,邱枫一下车就发现有人一直盯着自己。发现不对劲的邱枫马上上车锁好车门,开始拨打小区物业管理24小时值班电话。
“对方在车外看了我一阵才走。”邱枫回忆说,“当时,我不断拨打物业值班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因为担心万一是判断失误,我没有打110报警。后来,我要求小区物业调监控视频,发现地下停车场大概有十多个点都是坏的,无法调取。”
《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邱枫的遭遇并非孤例。
治安隐患不少
在北京市一些商场超市及居民小区地下停车场,《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通病”:地下停车场光线昏暗、监控探头存在盲区、手机信号受影响、GPS导航系统接收不到信号等。
7月29日,《法制日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草桥地区家乐福超市地下停车场,这里有一个入口直通超市,不少摄像头“注视”着来往的车辆与人员。不过,记者在地下停车场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物业管理人员。
进入地下停车场后,记者的手机信号明显变弱,尤其是到远离超市入口的位置时,手机显示没有信号。“地下停车场光线这么暗,信号又差,如果发生抢劫,报警都来不及。”一名取车的女士说。
7月30日下午,《法制日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悠唐购物中心,这里聚集着各类商家,但其地下停车场的环境不容乐观――在下行通道旁边,有多辆车辆停放,而且整个下行通道灯光微弱,车辆进入地下停车场犹如穿越“黑洞”。负四楼停车场入口处,仅有两三名人员值班,在这个容纳两三百辆机动车的停放区域,记者没有发现物业管理人员巡逻,手机信号也比较差。
7月31日10时30分左右,《法制日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颐堤港地下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分为两层,目测每一层约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两层停车场内灯光较暗,不过,交通标识和安全出口标识比较完善,路口急弯处装有凸面反光镜,行车道和人行道用不同颜色区分,地面和墙壁有清楚的指向标,每个路口的不同方向都装有监控摄像头。即便如此,有多名顾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该地下停车场内路口复杂,宛如迷宫,容易迷路。
在颐堤港地下停车场,《法制日报》记者询问收费岗亭工作人员得知,该地下停车场有3个出口,停车场内有安保人员定时步行巡逻,安保主任开着巡逻车巡逻。记者质疑说在停车场内未见到巡逻人员。工作人员称,停车场很大,步行巡逻一趟费时较长,所以可能见不到巡逻的工作人员。
随后,《法制日报》记者来到颐堤港附近的晶都国际小区地下停车场,该停车场就在小区大门旁边。记者步行进入地下停车场,小区大门处的保安未做询问和阻拦。进入该小区地下停车场后,记者发现,停车场内光线陡暗,头顶只有几盏日光灯。地下停车场入口拐角处没有凸面反光镜,司机视线容易受阻。记者循着道路走到坡底,发现左侧有一岗亭亮着灯,里面有小电风扇和水杯,但无人值守。记者继续按照道路标识指示的出口方向前行,一直走到出口处也没有看见监控摄像头。其间,记者的手机一直没有信号。停车场的出口只有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无人值守。停车场出口紧邻小区另一个大门。记者询问门口的保安,停车场是否由他管理。保安否认,说地下停车场由小区物业管理。询问管理人员在哪儿,保安说他也不知道。记者随后再次从停车场出口处步行进入,保安人员也没有阻拦。再次来到先前发现的停车场内部岗亭时,亭内仍无管理人员。
火灾危害大
除了治安安全隐患,地下停车场还是火灾高发地区。
7月27日22时15分,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消防部门接警,位于镇海骆驼锦绣江南高层小区内地下停车场起火；
6月8日上午,浙江省杭州市复兴路清怡花苑的地下停车场起火；
2月22日下午,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与西安道交口附近的合心园小区3号楼的地下停车场突然冒出浓烟。多辆消防车到达现场后才扑灭火灾……
据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孙浩介绍,大型地下停车场排气孔面积较小,散热性能比较低,因而在发生火灾之时,散热较慢,地下停车场的内部温度上升速度较快,室内的空气体积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从而导致室内压力增大,再加上大型商业建筑的地下停车场空间大,上下左右连接在一起,汽车中的内部装饰又多采用聚氨酯类的合成材料,易于燃烧。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迅速蔓延开来,从而造成严重的火灾事故。另外,大型地下商业建筑的地下停车场发生火灾时容易出现“轰燃”现象,当火势进一步蔓延时,室内的空气成分也会发生变化,室内温度不断升高,形成更大的室内压力,导致原来的空气流动风向发生变化,并不断增大风力流动的压力,一部分风压到达出口后,会随着洞口的新鲜空气返回室内,朝反方向流动,从而扩大火势,造成更大的火灾危害。
“大型的地下商业建筑内部功能比较多,内部建筑的设计形式也比较复杂,而其地下停车场的设计相对来说也较为复杂,容易导致人们在地下停车场出现紧急情况,影响人们寻找安全出口的方向。”孙浩说,尤其是一些商业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设计通道和出口都是单向的,没有对消费安全出口做出明确的标识。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大型地下商业建筑地下车库的安全疏散通道或出口,不够宽敞,会影响车辆的疏散。
《法制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超市等人员密度大的地下停车场或者是停车位紧张的居民小区地下停车场内,停车占据安全通道以及轿车挡住安全门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路某小区,有车主将机动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的疏散通道上,行人通过都得侧着身子,要是拎着大包小包就更加不方便了,稍不小心就会碰到车门或后视镜。
在北京市丰台区名都家苑小区地下停车场,备案的车位少,但实际划设了多个车位,其中一些车位就划在安全出口前,存在安全隐患。
纠纷处理难
赵佳欣,辽宁省大连市人。2017年5月14日,在大连西安路罗斯福商场地下付费停车场停车后,赵佳欣的车辆被刮蹭。
当天18时39分,赵佳欣驾车进入商场附属的地下停车场后,将车停在划线清楚的停车位上。“没有压线、占道、阻碍其他车辆等问题,就是规规矩矩地停在了车位里面。然而,20时40分左右,我回到停车场时发现,我的车右侧车门有明显的剐蹭痕迹,我马上找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保安告诉我无法调取监控,需要警方授权”。
随即,赵佳欣前往交警支队寻求帮助。在取得警方授权后,地下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为其调取监控,结果发现停车处是监控死角,“我在调监控时发现,地下停车场的监控死角特别多,没有拍到车辆被剐蹭的过程,但是停车场入口的摄像头清楚拍到了我的车在入场时是没有任何伤痕的。”赵佳欣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对交警的处理还是很满意的。交警的答复是,‘如果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碰撞,归交警管辖,但是车停在停车场里,在静止状态下发生车损,不在交警管辖范围内,理应由车场负责。如果需要调解,也应该归当地派出所负责’”。
赵佳欣随后向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出警很及时,前后出警了两次,不过派出所民警表示此事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如果我能够和停车场协调最好,协调不了就只能去法院起诉。可是,谁会为了几百元去法院起诉,耽误不起。”赵佳欣说。
在赵佳欣看来,此事应该由停车场负责,“但是商场的负责人明确对我说,商场不承担任何责任,收费的依据是提供了车位,车辆被剐蹭需要去找肇事方,并且商场一直在帮我调取监控录像。按照商场的态度,这件事就好像发生在马路上,而不是发生在商场的收费停车场里”。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赵佳欣把车送到4S店,花了500元维修,“因为金额不大,不值得出保险”。
《法制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地下停车场发生纠纷后,在处理过程中,车主与停车场之间的合同关系往往成为争议焦点。
对此,北京律师庞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车辆停放在地下停车场内,车辆驾驶人与地下停车场的管理方就形成了合同关系。在停放期间,如果车辆因第三人原因遭受损坏,车主或车辆驾驶人可依据合同法向地下停车场管理方索赔,地下停车场管理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肇事方追偿。
庞伟说,不过,即使是依据合同法处理,目前仍存在分歧,即场地租赁合同和保管合同之争。
2015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对一起类似案件作出判决。
在上海市一中院审理的这起案件中,原告车辆在被告的地下停车场内受损,由此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车辆钥匙由原告自行保管,被告根据停车凭证计时收取停车费后即对停放车辆予以放行,并不对停放车辆及驾驶员的其他情况予以审核,此种情形并不符合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对保管物应有的控制及占有特征。另外,根据被告每小时收取7元停车费的实际情况,不应当推定被告订立合同之本意中包含愿意承担保管车辆的较重义务。法院最终认定为场地租赁合同关系。
不过,也有法院认为,将车辆停放在地下停车场内,车辆完全置于地下停车场的管理之下,构成交付,故而认定为保管合同。
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45号判决书中,原告车辆在被告停车场中丢失,由此产生诉讼。原告将车辆停放在被告经营的停车场,案涉车辆完全置于被告的管理之下,并不存在被告将案涉停车场交付原告使用、收益,原告自行管理车辆的情形,且原告就其停放车辆的行为向被告支付了相应的停车费,故双方之间成立有偿的保管合同关系。
两种合同关系的认定,直接决定涉事停车场对车辆事故负有的责任比例。在场地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之下,涉事停车场一般只承担30%左右的责任；在保管合同关系的认定之下,涉事停车场几乎承担全额责任。
庞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车辆停放在地下停车场属于一种服务合同,“包含提供临时场地和进行安全管理的内容,其管理保护义务低于一般保管合同,类似于在小区租的车位,使用人交两种费用,一是给车位所有人的租赁费,二是给物管的车位物管费。商业停车费类似两者结合”。
对此,北京律师朱兆林认为,加强地下停车场的安保工作是停车场管理方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小区停车场的经营模式是收费停车模式,商业场所停车场则采用收费停车或购物消费免停车费两种模式。”朱兆林说,无论停车场采取哪种模式运营,市民将车开进停车场后,就与停车场管理方建立了消费服务合同关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消费服务合同关系达成后,停车场管理方就有责任和义务为车主提供安全的停车环境,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保护车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如果有人在地下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导致消费者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停车场管理方存在过错未尽到安保责任,受损者或者受害者可以要求管理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朱兆林说。记者 赵丽 实习生 戴梦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