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增长动力正在减弱或消失，在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方面，改革再度被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向纵深推进。新一轮改革能否如期释放增长红利并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如何推进改革才能更好地释放增长红利？这些都是备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在增长因素分析框架内，改革中长期内通过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效率改善效应，即通过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技术提升效应，即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要素投入增加效应，即通过释放存量要素，增加实际投入到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和劳动。
我们选取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的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改革，在每个领域选择一些表现改革效果的指标，构建分领域改革指数和改革总指数，运用生产函数，分阶段、分领域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重点领域改革通过要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改革红利释放特征，以此为基础，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进行情景预测和因素分解，得到不同情景下重点领域改革所能释放的增长红利，并以更好发挥改革红利效应为目标，对合理安排改革时序和组合方式提出建议。
分析表明，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改革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呈现出一些规律和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应在加快完善资源环境管理体制，为更为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条件的前提下，全面深化并合理安排重点领域改革，加强改革配套，充分挖掘经济潜在增长率，为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提供持久动力。
一是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能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也关系到下一步推进土地、户籍制度改革。以往几轮大的改革部署中，财税改革往往先行，都在短期内释放了明显的增长红利。对“十三五”时期的预测表明，财税改革可望释放明显的增长红利，应率先取得突破。
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相关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是盘活存量要素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预测表明，全面推进金融、土地等要素改革，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因此，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应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改革户籍制度，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加快释放存量要素、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为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注入新动力。
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直接涉及资源使用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率。当前，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久拖不决。
四是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简政放权上，简政放权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为其他各领域改革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环境。计量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贡献率。虽然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间接，不能在量化分析中完全表现出来，但行政体制改革是顺利推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前提和保障，应在近年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纵深化，加快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五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发挥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计量结果表明，过去30多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十三五”时期，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加快产学研协同创新，使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六是配套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以发挥好改革的组合效应。户籍与土地、行政与财税改革之间存在明显的组合效应，它们之间改革配套性增强，不仅可以充分释放单个领域改革的增长红利，而且改革之间关联互动所产生的组合效应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全面深化改革，应打好改革的“组合拳”，加强以上领域改革的关联配套性，更好地发挥制度组合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七是增强重点领域改革的协同性以降低改革摩擦。随着改革经验不断增加，改革综合性与配套性不断增强，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步减弱。虽然预测表明未来改革摩擦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全面深化改革可能产生难以预测的改革成本，应高度关注，并进一步提高改革的关联性、配套性和耦合性，将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