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增加的资本补充压力下，商业银行通过多渠道为其自身“补血”的步伐从未停止。一方面，今年以来，多家上市银行已经酝酿通过可转债和股票定向增发方式来补充资本；另一方面，优先股和二级资本工具作为银行补充资本的主要外部渠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虽然实体经济增速回升，但银行体系补充资本的内生动力尚未完全修复，息差和资产质量等因素都将对银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银行资本补充需求仍然迫切，尤其是受到监管趋严的影响，今年银行资本的补充压力相对以往年份明显要更大一些。
划重点上市银行超千亿可转债待发
7月29日，据平安银行拟公开发行不超过26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的预案，该行此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存续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可转债转股后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此次发行预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以及银监会和证监会审批。业内人士预计，该可转债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发行。
今年3月，光大银行300亿元A股可转债完成发行。与此同时，多家银行的可转债发行均在进程中。6月9日，江阴银行获银监会批准发行20亿元可转债；6月16日，民生银行股东大会通过发行500亿元可转债的预案；6月21日，常熟银行获银监会批准发行30亿元可转债；7月5日，无锡银行30亿元可转债获证监会受理；7月11日，中信银行获银监会批准发行400亿元可转债。而在去年12月，江苏银行股东大会也通过了发行12亿元可转债的预案。据不完全统计，上市银行未来将发行的可转债规模将达到1252亿。
银行外源性的补充资本金渠道，主要包括发行普通股(IPO、定增、配股)，发行优先股、发行资本债券、发行可转债等。由于可转债本身不能补充资本，它只有转变为普通股后才能补充资本，因此可转债其实并非银行在补充资本时比较普遍的选择。
评级机构东方金诚首席分析师徐承远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行可转债条件相对苛刻，且可转债从公告预案到完成发行一般需要一年左右时间，加上发行后六个月内不能转股，真正补充资本也要一年半以后。同时，需要银行的股价高于约定的转股价格时，投资者才会选择转股，因此存在不确定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月，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这项监管新规一定程度上对可转债发行产生了一定的“鼓励”作用。徐承远表示，这一新规对上市公司申请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股票作出诸多约束，对发行可转债则暂未涉及。同时，对比定增、配股等其他资本工具，可转债发行更方便、发行风险更小。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熊启跃则表示。“现在发行可转债的主要原因是，可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且股价企稳回升，转股环境基本稳定。”
徐承远也持相同看法，对于投资者而言，可转债兼具股、债双重属性而广受欢迎，“进可攻、退可守”。
扩渠道商业银行多种方式“补血”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随着这几年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商业银行资本消耗较为严重，一些银行向“轻型银行”方向转型，走“轻资本、轻资产、轻成本”的道路，以降低业务发展对其资本的影响。不过，由于近年来银行净利润增速趋缓，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较弱，因此，外源性的资本补充是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由于补充资本的需求迫切，除了可转债之外，商业银行仍在持续通过其他方式进行 “补血”。
今年以来，多家上市银行已经披露了其股票定向增发计划。浦发银行拟定向增发募集148亿元的方案，已于今年3月通过证监会发审委审批；5月，北京银行股东大会通过其240亿元定增计划，宁波银行股东大会通过其100亿元定增计划；光大银行310亿元的定增计划目前也由银监会批准。
“从去年的趋势来看，优先股和二级资本工具，仍然是银行补充资本的主要外部渠道。做这样的选择，主要是考虑股价、利率和资金成本等因素。”熊启跃表示。
熊启跃分析，一级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合规压力最大，发行优先股最为“解渴”，相较于二级资本工具，优先股虽然融资成本略高，但其期限较长，又可计入银行权益，有利于降低财务杠杆，也可计入杠杆率的分子，其综合效益要大于二级资本工具。据媒体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3家上市银行披露或完成2440亿元优先股发行计划。
徐承远则认为，由于二级资本债发行手续简便、限制条件少，筹资成本要低于股本，且能够快速补充资本，使得发行二级资本债券成为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主要手段。
受到市场流动性和监管趋严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以来，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较去年有所下降。据数据显示，今年初截至7月末，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达到1780亿元。
看趋势今年资本补充压力仍迫切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资本是银行用来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要降低银行金融风险，就必须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与此同时，银行的业务发展与资本也有重要关联。换句话说，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银行业务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就更高。按照资本新规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分别为8.5%、9.5%和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应要求分别为7.5%、8.5%和10.5%，并要求商业银行在2018年底前达标。
熊启跃表示，2016年以来，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出现下降，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增幅明显收窄。2016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2015年下降了0.17个百分点，这是官方统计以来，资本充足率首次年度范围出现下降。
“资本积累难以支持资产扩张速度。按照现在的投资效率计算，未来若要保持GDP年均6.5%的增速，银行资产规模至少应保持年均13%的增速。要实现杠杆水平的稳定，资本增速就不能低于13%，实现这一目标，在当前经营环境下难度较大。2016年，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所有者权益增速分别为16.6%和13.2%，前者和后者的差值达3.4个百分点，资本的增速低于资产增速，使银行杠杆压力凸显。”他说，目前，虽然实体经济增速回升，但银行体系补充资本的内生动力尚未完全修复，息差、资产质量都将影响银行的融资节奏，银行业整体的资本增速还是要低于资产增速，资本压力会放大。
徐承远也表示，在金融降杠杆和MPA考核背景下，部分同业业务、银行理财和投资业务发展过快的银行，将面临更大的资本考核压力，对资本补充显得特别迫切。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有的银行把部分表内项目转移到表外，以降低其风险资产规模，从而变相提高了其资本充足率，但实际上其风险本质并未改变。在今年监管趋严、整治影子银行和监管套利的背景下，这些表外项目都将要回表，而回表之后资本充足率就会下降，这也意味着其面临大量补充资本的需求。”曾刚说，今年银行资本的补充压力相对以往年份明显要更大一些。
不过，招商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马鲲鹏认为，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与净资产收益率(ROE)两个维度看，除部分已有充分预期的中小银行外，上市银行并不存在板块性质的大面积股权再融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