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前董事总经理 郑学勤
美联储“缩表”象征着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开始。它预示着美国经济真正走出了金融危机，也代表了金融引领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
宽松货币加大贫富不均
金融危机本身是对以金融引领经济的发展模式的否定。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用宽松货币政策来稳定金融体系，但因此导致贫富不均恶化，生产力停滞不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是对社会和经济负责的表现。
金融被视为经济的核心主要在于两点：提供资本和提供信息。不过，如果85%的金融资金在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内流动，全球央行负利率的债务高达9.5万亿美元，金融系统低利率高杠杆运作，那么，很难说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作用不存在偏差。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不过，这是国会在1977年为联储设定的。当时美国经济相对孤立，金融为经济所引领。40年后，美国经济全球化，金融反过来引领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仍然应当沿用这两项标准来衡量货币政策，值得商榷。
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贫富不均恶化。到2016年底，8个全球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同36亿人拥有的财富相等。美国在经济恢复中总的工资水平上升缓慢。2016年全美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是2.5%。与此同时，身价百万美元(不包括住宅)的家庭数目增长迅速，2016年增加了40万户，自2008年以来新增加了400万户。
宽松货币政策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涨，造成巨大的财富效应。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居民净财富(家庭与非盈利机构持有净财富)总值为67.7万亿美元。200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4.2万亿美元。2016年第四季度上升到92.8万亿美元，比金融危机前高出25.1万亿美元。另一方面，2009年以来，美国资本生产率低于历史水平，就业人口占全民人口比例处于历史低位，生产力发展速度几乎停滞不前(2016年美国生产力水平只提高了0.2%)。资本生产率扩张、就业人口增加和生产力提高，这是现代实际财富的三大来源。也就是说，同2007年相比，美国在实际财富增长甚微的情况下，金融财富增加了25万亿美元。
经济金融化的演变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所谓经济金融化，就是以借贷、投资、股息、资本配置和交易等金融活动的盈利性来指导经济活动的公益性。按照社会历史学学者格里塔・克里普那尔在《危机的资本化》中的说法，“里根时代”开始的经济金融化，并不是根据什么理论精心研究而做出的社会安排，而是当政者在经济不断下滑、社会矛盾丛生和金融危机深化的情况下，利用新古典主义相关理论以及美国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在几十年的不断处理各种实际问题中积累而成的一种演变。
在以经济引领的市场经济中，经济通过通胀和通缩的周期而自我调节；在以金融引领的市场经济中，金融繁荣与泡沫破裂的周期取代了通胀和通缩的轮回。因为金融周期通过借贷和信用流动性影响经济，它对经济的影响要直接和强烈得多，连锁反馈也更深、更广。在金融化刚开始时，高利率对金融运作有利，因为当时主要金融机构是银行，高利率给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的间接借贷提供更大盈利空间。随着银行外金融机构和银行表外业务的发展，低利率变得对金融机构越来越有利，因为它提供了更大的杠杆效益。在一个趋松的监管环境中，过度使用金融杠杆难免带来泡沫破裂的危机。鉴于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在格林斯潘掌舵时期，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非常重视，一有出现风波的迹象，联储就使用利率工具给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为金融市场保底，于是有了所谓的“格林斯潘看跌期权”的说法。
金融泡沫是一种变相的通胀。随着资产价格的飙升，货币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通胀把财富从前代人转移到后代；金融泡沫则把财富从穷人手里转移到富人手里。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社会经济失去了金融繁荣与泡沫破裂之周期的清场功用。这就像动脉血管出现粥样硬化，为了防止心血管壁上的软斑块脱落导致心肌梗塞，就使用宽松货币政策作为药物，将软斑块变为固定在血管上的硬斑块，结果心血管变得越来越窄。要摆脱金融引领经济的模式，需要营造一个在经济领域投资比在金融领域投资有更好收益的金融环境。从这个角度看，美联储“缩表”是一个好的开端。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另一个失误是过度私有化，因此造成国家除了征税或发债就没有能力投资那些收益不高、战线很长但对社会公益必不可少的大型基建和科研项目。美国的经济模式是靠居民消费拉动70%以上的经济发展。这个模式在经济不断上升以及社会没有进入老龄化前，有它的合理性。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这种经济模式已经遭到严重挑战。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发展趋势。有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加速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不是提高居民消费，而是增加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投资。这并不是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用政府消费来弥补私人消费的不足，从而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维持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水平。
哈佛商学院教授米希尔・德赛在他的《金融的智慧》一书中说，金融说到底是一组用来应付世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工具。他对金融作了一个有趣的区分：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金融和创造价值的金融。为经济所引领的金融，脱虚向实，趋向于成为后者；引领经济的金融，脱实向虚，则容易沦为前者。
经济要步入正轨，需要根据实际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实际需要，而不是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来组织经济。金融化走得太远而导致的贫富不均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新纪元需要树立新观念
黛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是芝加哥一位受全球各学派尊重的经济学家。她有一部颇具影响的三部曲巨著，旨在解释为什么人类经济进化的主要动力是观念而不是资本。用经济学家乔尔・莫凯尔的话说，“所有时代的经济变化都取决于人们相信什么”。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在过去的300年间，全球经济中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因为人们的信念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面临同样的科学技术，舆论导向而产生的信念不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迥然不同。
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一个关键点上。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同西方的技术差距在逐步缩小。对西方技术的模仿是经济进化的初级阶段，它主要涉及人同自然的关系，比较容易照搬。在技术水平日趋接近的情况下，经济能否进一步高速发展，更取决于观念的更新和基于新观念而建立的制度。在这个阶段上，要么重蹈西方模式的覆辙，要么创造出一个经济新纪元。西方以金融引领经济的模式，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已经暴露了自身的问题，要创造出一个经济新纪元，则需要注重观念和文化对经济进化的作用。
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充满了因为人的错误理念而导致灾难和衰退，以至整个文明灭亡的例子。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了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团，既有的制度固化了既得利益，经济要进一步创新，需要打破这些制度。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是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所谓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但是，社会上同既得利益相关的精英阶层，阻挡了对现存理念和知识的挑战，阻碍了制度变革，妨碍了能够将利益疏导到社会收入更低阶层的创新和改革。“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只考虑到经济模式而忽视了经济活动同社会人文环境相互制约的命题。历史学家杰克・赫黎胥曾经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中产阶级始终在“上升”，只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和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社会才承认他们的存在，社会意识才给了他们成为一个阶级的空间。要创造一个经济新纪元，在社会意识中，应当给予更多阶层的人更多主动参与经济的空间。
在过去30多年里，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导的。按照诺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只是对发达国家市场运动的一种理解，它不考虑经济进化的进程。新古典主义忽视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复杂的相互联系，用静态的眼光观察经济发展。在强调参与经济的人是理性的工具的同时，无视他们的意愿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这种理论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进化论的选择机制中，人对最终结果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意愿和决定，对物竞天择没有影响，是一种不考虑经济活动者的社会关系的自然主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经常被引用的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的概念，最早是从神学中引申出来的，他后来才用这个概念来比喻市场在财富分配方面的神秘力量。在金融引导的经济里，这个调节经济关系的无形的手其实就是盈利，也就是金钱。斯密并不是没有认识到道德意识的作用，他重视对正义的感受，重视对守道德的人的尊重。他理解关怀、自制、勇气、公平、信念、希望和爱等美德，以及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和惩罚，不过，他把这些内在的美德称之为“不带偏见的旁观者”。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没有办法在人的经济活动中，把这些道德观念同“无形的手”结合起来。新的经济学理论需要有更多的维度，打破经济活动同意识形态的隔阂，把人的征服自然的行为同约束这种行为的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从中寻找进化的契机。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有情感有意愿的人，人的情感和意愿同他所接受的观念息息相连。观念的产生离不开文化，文化有历史的传承性。因此，经济的进化会出现诺斯所说的“路径独立”，路径独立是社会传承的要素。用诺斯的话说，在创造激励创新的制度时，每个社会都应当基于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模仿”西方的文化和制度。
